航空业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创纪录亏损54亿英镑

之一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深受疫情打击,8月27日早盘下跌6.6%,逼近2008

罗尔斯罗伊斯首席执行官伊斯特(Warren East)表示,Covid-19对民航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该公司表示,在经济前景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将取消股息。

疫情以来,航空旅行的大幅减少给罗尔斯罗伊斯维修喷气发动机业务的收入造成沉重打击。国际旅游市场的崩溃也导致对飞机发动机的需求下降。该公司原计划在2020年生产450台发动机,但现在计划只交付250台。

巨额亏损包括与货币对冲相关的26亿英镑大笔冲销和11亿英镑的其它减值,但其税前基本亏损仍高达32亿英镑。

罗尔斯罗伊斯正在进行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组,由于合并制造业务,将关闭多个生产基地,该公司正在全球裁员9000人,英国员工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预计到2022年底,其重组计划将节省至少13亿英镑税前收入。该公司也正考虑出售其20亿英镑的资产,包括西班牙发动机制造商ITP Aero。诺维奇

该公司表示,当大流行开始对其业务产生影响时,已采取果断行动,预期大型飞机发动机交付量将从2022年才开始增加;产品需求将保持在低于2019年的水平,直到2025年。

罗尔斯罗伊斯的国防业务在2020年期间仍保持弹性,主要政府客户的需求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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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马赫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让托德杨紫琼医院探访

北京时间12月31日,影星杨紫琼与爱人国际汽联主席让·托德现身医院看望重伤的车王舒马赫。

信息时报讯 北京时间12月29日,前F1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因滑雪事故头部重伤,此前,院方已经召开两次发布会来通报舒马赫的病情。北京时间1月1日18时,格勒诺布尔大学中心医院第三次通报舒马赫的病情,车王的官方发言人萨宾·凯姆表示,“舒马赫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但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3天前,7届F1世界冠军迈克尔·舒马赫在法国梅里贝勒滑雪时头部撞到石头,造成颅内出血,之后被紧急送往格勒诺布尔大学中心医院救治。前天18时,该医院召开“车王”伤情发布会,诺维奇院方称“车王”的第二次手术成功完成,情况有所改善。

当记者要求萨宾·凯姆对车王的伤情做一些预测时,后者表示,“我不会做任何评价,现在来说舒马赫以后的情况会成怎么样还为时尚早。”

总体来看,舒马赫的病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危险”,到第二次发布会的“改善”,再到昨天的“稳定”。现在,全世界车迷的心都牵挂着舒马赫,早些时候,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对舒马赫送出了祝福,希望车王早日康复。

新华社法国格勒诺布尔12月31日电 德国老车王舒马赫的新闻发言人萨宾·凯姆31日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医疗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速度并不是导致舒马赫发生事故的原因。

凯姆说:“虽然舒马赫的头盔在事故中摔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故发生时他正在高速滑行,事实上,他当时的速度并不快。”凯姆介绍说,舒马赫先是在滑行途中绊到了一块石头上,然后开始翻滚,在这一过程中头部受到了碰撞,“一连串的坏运气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

此外,凯姆还强调说,事故发生时,不仅舒马赫14岁的儿子在他身旁,他的几位朋友也和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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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政府极少干预的国家才是一个最公正的政治组织

《苏格拉底的困惑》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他之前出版的不同性质的论文,甚至有哲学小说,可说是相当奇特的一本著作。本文不拟在此详细介绍此书内容,而是尝试为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绘一速写,以让读者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个较为整体的认识。

诺齐克生于1938年11月16日,父亲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经营小生意。诺齐克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这段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左倾”,曾经加入社会主义党的青年组织,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工业民主学生联盟”的分会,一个在1968年时颇为激进的组织。但当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由于受到哈耶克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作的影响,思想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由支持社会主义转为完全拥护资本主义。在1975年的一次访问中,他承认最初的确很难接受支持资本主义的论证,“但愈加深入探讨,它们显得愈有说服力。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好,这些论证都是对的……’然后去到某一阶段,我的思想和内心终于变得完全一致”。

诺齐克的哲学启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曾自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手拿这本书在布鲁克林区的大街闲逛,渴望得到大人的注意。他虽然只读了一部分,而且也不大懂,“但却被其深深吸引,并知道内容十分美妙”(The Examined Life, p.303)。 但真正令他投入哲学思考,并决定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却是哥伦比亚的哲学教授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事缘在一门有关二十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课上,诺齐克提出任何想法,摩根贝沙都可以提出质疑,指出他的观点要么忽视了某些重要分别,要么忽略了其他反对的可能性。诺齐克愈受挑战,愈希望将问题弄清楚,结果他上齐了所有摩根贝沙开的课。后来他戏称,他是“主修摩根贝沙”(major in Morgenbesser)。

1959年毕业后,诺齐克旋即转往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Hempel),1963年以《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为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探讨理性选择的规范条件以及博弈论中的一些问题。诺齐克接受的完全是正统的分析哲学训练,最早关心的是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解释(explanation)的问题。毕业后,他获奖学金往英国牛津留学一年,并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及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任教,最后于1969年回到哈佛,以三十之龄,担任哲学系正教授(在这点上,诺齐克和罗尔斯的经历甚为相似。罗尔斯也是在普林斯顿毕业,然后往牛津留学一年[1952]。但诺齐克并没有提及过牛津生活对他的思想有何影响)。而在罗尔斯的鼓励下,他和内格尔(Thomas Nagel)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伦理及法律哲学学会,每月定期进行学术讨论,出席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沃尔泽(Michael Walzer)、汤姆森(Judith Thomson)等当代著名哲学家(英文全名是“The Society for Eth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简称SELF。这个学会的讨论孕育催生了不少重要的道德及政治哲学著作。)年轻的诺齐克在同侪之间,最有名的是他那摧枯拉朽般的分析能力。早在普林斯顿时,他已成为很多访问教授的严峻考验,因为他总能在别人看似密不透风的论证中找到漏洞,锲而不舍地将对方的观点拆解到分崩离析为止。这种不畏权威、追求原创性、认真对待各种可能性及反例的态度,是诺齐克一生研究及教学的最大特点。他不仅待人以严,对于自己著作中论证不足及悬而未解之处,也会在行文中公开承认,并邀请读者继续思考下去。

1971年是当代政治哲学史重要的一年。该年罗尔斯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正义论》正式出版,并由此激发了诺齐克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念头,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诺齐克后来回忆,这多少是一场意外。该年他正休假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打算写一本有关自由意志的书。他之前早已读过《正义论》的初稿,也和罗尔斯进行过深入讨论,自己对放任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亦有一些构想,但政治哲学始终不是他主要的学术兴趣所在。谁知几个月下来,有关自由意志的思考毫无进展。而读完罗尔斯大幅修订后的新书,马上令他改变方向,展开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建立自己的正义理论。

诺齐克有关社会正义的论证有几个步骤。第一,他首先指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最根本的是自我拥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以及免于外人干涉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一种诺齐克所称的道德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禁止任何人用整体利益或其他价值之名,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权利的至上性构成诺齐克整个理论的基础。但拥有自我,却不表示人自动有权拥有外在世界中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因为资源有限,而每个人总想占有更多的财产。诺齐克于是提出一个有关土地及资源占取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他认为,只要人们满足一个洛克式的附带条件(Lockean proviso),也即在占取时没有令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坏,例如留给其他人足够多和同样好的资源,这种占取便是公正的。这是第二个步骤。

紧接着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有权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呢?这是有关转让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transfer)的问题。诺齐克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最初的占有是正义的,那么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物品的任何转让同样合乎正义。“从一个正义的状态中以正义的步骤产生出的任何东西,它本身便是正义的。”这是第三个步骤。诺齐克指出,除了重复应用这两条原则,没有人有资格可以正当地持有任何物品。但当有人违反这两条原则时,我们则需要一条对不正义占有或转让的修正原则(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加以补救。这是最后一个步骤。诺齐克声称,这三条原则已经穷尽了分配正义中的所有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正义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社群中,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诺齐克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每个人的财产持有(property holdings),都符合最初占有和转让的正义原则,那么整个社会便是公正的。如果政府根据某些模式化(pattern)或非历史性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原则或需要原则,诺维奇透过征税将我的财产强行转移给别人,那便严重侵犯了我的权利,剥夺了我的自由。私有产权应得到绝对保障,因为它构成了人身权不可分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有权完全拥有自己,当然包括可以自由支配正当得来的财产,并通过我的聪明才智赚取更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不违反上述两条原则,那么最后出现的财富不均,也是无可置疑的。

基于上述论证,诺齐克因此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那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要求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分配上的不平等才能被允许。但这样一来,便形同强迫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占优势的人必须去补贴那些失败者。诺齐克认为这毫无道理。在考虑分配正义时,我们不能只考虑利益受领的一方,还必须考虑施与一方应有的权利。而差异原则背后的真正理据,正预设了人们的天赋才能并非一己应得,而是社会的共同财产(common asset),而这却恰恰违反了“自我拥有”这个基本人权。诺齐克称他的理论为“应得权理论”(entitlement theory),即一个人所应得的,必然从一开始便严格限制他人可以向其索取的界限。所以,政府的唯一职责是保护人们的人身自由及私有财产权,并确保市场能够顺利运作,而任何财富再分配都是不公正的——无论以怎样的名义。

换言之,诺齐克希望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他认为,只有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功能上最弱的国家(minimal state),才是一个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国家,其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以及确保契约的执行。除此之外,政府应绝对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及私有产权,不应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价值,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资本主义值得拥护,不是因为其有效率,不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不是因为它只是一小撮富人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最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所能渴求的最好的乌托邦。

此书出版后,诺齐克很快就被公认为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主要代表,复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学理上对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及马克思主义等提出了有力挑战。而在现实政治及公众层面,则为八十年代兴起的里根及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或新)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正如英国《电讯报》所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历经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及卡特的国家福利主义世代后,诺齐克较任何人更能体现了新放任自由主义的精神,并将其领进里根及布什的年代。”

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得到学术界一致推崇,是因为它对国家及正义的理解,符合了很多人本身已有的道德直觉及对政府角色的理解,那么《无政府》的成功,却更多是因为它极具挑衅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主义在欧美盛行,主流观点认为要建立一个正义社会,政府便须通过累进税及其他措施进行广泛的财富再分配,缓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诺齐克却以其犀利严密的论证、活泼生动的文风和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尖锐地指出,任何超出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night watchman)角色的国家,都是不正义的。这在理性或情感上,均大大挑战了很多人的道德信念。当代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便曾指出,《无政府》的出版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件大事,因为在认真回应诺齐克之前,任何哲学家都不可再视“社会正义要求财富再分配”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是持平之论。很少人会完全接受诺齐克对国家的理解,但读完《无政府》,却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国家的性质,以及一个正义社会的道德基础何在。所以,在七十年代的哲学界,罗尔斯和诺齐克分别提供了两种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版本:一左一右。规范政治哲学在历经半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在英美哲学界蓬勃起来。

《无政府》的成功,令诺齐克这位寂寂无名的年轻学院哲学家,突然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1975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更将其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此书亦成为英美各大学教授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教材,并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中译本见: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大名初享,诺齐克似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他可以在学院继续完善捍卫自己的理论,回应别人的批评,培养自己的弟子,自成一个学派。第二,他可以介入现实政治,积极鼓吹他的学说,成为日益兴起的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诺齐克选了第三条路。对于同行排山倒海的批评,无论毁誉,他一篇文章也没有回应过。他也选择了远离现实政治,无意成为新的理论舵手。他好像在学院中掷了一枚重型炸弹,然后抽身而退,任由别人在其中继续张罗摸索攻击。而他,却转往全新的哲学领域。

这和罗尔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罗尔斯博闻强记,对古今哲学很多方面均有所见,但他一生却只留在政治哲学这块园地耕耘,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建构一套正义理论,为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一如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他极有耐性,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每篇文章每个论点均反复思量、精心细琢、力求前后呼应,无懈可击。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准备《正义论》,其后又再用了二十二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诺齐克并不欣赏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正如他说:“无论如何,我相信,即使一本不那么完善的著作,内里包含未完整的表达、猜度、悬而未决的疑问和问题、各种线索、附带的联系及论证的主线等,也应有其位置和作用。对有关主题并非定论的想法,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这不是诺齐克的谦逊之话,而是他哲学书写的基本态度。他不相信哲学问题有什么绝对的定论,也很反对将各种相冲突的事物强行纳入人为的大系统之中,因为这样总会顾此失彼,扭曲事实。因此,他的作品总是试探性及开放性的,对于他自己疑惑犹豫及不肯定的地方,也会让读者知道,并希望读者继续探索下去。

但诺齐克为何从此离开政治哲学呢?据他后来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想用一种防御性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但这往往极难避免。因为一个人愈受到别人的攻击,便愈想捍卫自己原有的立场,因此愈难看到自己的错处。更重要的是,他天性喜欢不断探索新的哲学问题,而不想毕生耗在写“无政府、国家及乌托邦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什么的回归”之类。

诺齐克这种治学态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甚至也从来不回应别人对他其他著作的批评。他似乎有无穷的好奇心,探究完一个问题,便迫不及待转到另一个。这个特点在他的教学上也表露无遗。他在哈佛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除了仅有的一次,从来不会重复教同一门课程。例如在七十年代,他曾醉心印度哲学,并开了不少有关的课,也经常和政治、心理、历史、经济、神学及法律系的不同教授合作开课。他曾和人打趣说,如果要知道他下一步想写什么,最好去看看哈佛的课程目录。他最后的课,是有关俄国革命的,试图以此探讨历史的因果问题。他在去世前曾计划开一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哲学思想的课,可惜天不如人愿。

诺齐克的第二本书,是1981年出版的《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厚达七百多页,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及价值三大部分,讨论一系列康德式的问题,例如事物存有如何可能、知识及自由意志如何可能、客观的道德真理及人生意义如何可能等。其中他对哲学怀疑论的批判及对知识的基础的看法,引起最多的注意。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本书中,他从事哲学的方式有了一个明显转变。他不再接受以严格演绎进行论证的分析哲学方法,因为这种从一些基本原则演绎出整个系统的进路,就如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只要底部不稳,便会整个倒塌。他转而提出一个“帕特农神殿模式”(Parthenon Model)。顾名思义,“首先,我们将各自分离的哲学洞见,逐柱逐柱地竖起来。然后,我们再在一个以普遍原则或主题的大屋顶之下,将它们联结统一起来”。这样的好处是,即使神殿某部分被破坏,其他部分依然可以屹立不倒。他继而指出,传统塔状论证结构的目的是证明(proof),总希望以论辩的,非此即彼以及一拳击倒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最后的结论。而他则倡议一种以解释及理解为主的哲学多元主义(philosophical pluralism),一方面在哲学解释中尝试肯定各种不兼容的观点,同时又可根据某些共同的标准将其排序。诺齐克似乎认为,在很多哲学问题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各种理论不一定互相排斥,而可能各有洞见,从不同角度对真理的探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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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的第三本书《反省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在1989年出版。诺齐克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努力探求什么是构成我们人生最有价值及最有意义的东西。讨论题材包括死亡、父母与子女之爱、性,以至邪恶及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在分析哲学传统里,极少哲学家会尝试触及这些问题。诺齐克却能以诚恳睿智而不说教的方式,从现象出发,逐步带领读者进行深入反思。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诺齐克首次在这里承认《无政府》的论证有严重不足,并不再坚持早年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该抽取遗产税,因为代代累积的遗产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他同时承认放任自由主义对政府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互相合作及团结的重要性。诺齐克这番率直的表白,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也需要极大勇气。他如此剖白:“我早年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标示出一种特定的观点,一种于我现在看来是严重不足的想法(我稍后会对此再作解释)。我特别意识到,要渐渐淡忘或逃避一段智性的过去(intellectual past)的困难。其他人在对谈中,常常希望我继续维持那个年轻人的‘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虽然他们自己拒斥它,也可能宁愿从来没有人曾经主张过它。”

诺齐克的下一本书《理性的性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则在1993年出版,此书主要探讨人类理性选择及信仰的性质。诺齐克基本上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综合理性决定论(decision theory)、生物学、心理学及心灵哲学等各学科知识,主张人类这种独特的能力为人类社会长期进化的结果。这本书得到哲学界普遍的肯定和重视。

1994年诺齐克被诊断出身患胃癌,医生甚至估计他最多只有半年寿命。但诺齐克对生命始终保持乐观幽默的态度,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继续著书教学,对生命没有任何抱怨。正如他说:“我五十五岁的寿命,已较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人长命了。……在我余生中,我没有任何强烈渴求去改变我的生活。我没有心怀跑去大溪地的秘密欲望,或想变成一个剧院歌星,又或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或院长。我只想一如以往地,爱护我的妻子和孩子,和他们玩乐,并且做我平日一样做的事情:思考、教学和写作。”

1997年诺齐克出版了《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 Puzzles)。这是一本以前出版过的文章及书评的文集,里面有一些颇有意思的文章,例如《谁会选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等,最后部分甚至有数篇他称为“哲学小说”的短篇。在西方哲学史上那么多哲学家中,诺齐克最佩服的就是苏格拉底。而与书名同名的《苏格拉底的困惑》一文,很可能是他写过的唯一一篇哲学史文章。

同年春天诺齐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发表连续六讲的“洛克讲座”(John Locke Lectures)。该年在美国本土,诺维奇诺齐克更破天荒地与罗尔斯、德沃金、汤姆森、斯坎伦(T.M.Scanlon)及内格尔等六位道德哲学家,共同上书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保障宪法赋予人民个人自决的基本权利,容许医生协助绝症病人安乐死合法化。在这宗充满争议及引起全国关注的诉讼中,这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笔下的自由主义“梦幻之队”,能够放下彼此的哲学分歧,联手直接参与公共讨论,在美国司法史上极为少见。而罗尔斯和诺齐克这两位一左一右的自由主义巨擘,能够在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上达成共识,共同发表宣言,更成一时美谈。而细读该文,我们将发现,他们皆深信自由民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系于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例如在宣言的结语,他们便声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做出‘那些关乎个体尊严及自主的最切身及个人的选择’。这种权利包括行使某些对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及时间的支配的权利。”

到了1998年,诺齐克被哈佛大学委任为“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是哈佛的最高荣誉,当时全校只有十七人享此殊荣。2001年10月诺齐克出版了他最后的一本书《不变性:客观世界的基本结构》。这是一本深具野心之作,诺齐克意图另辟蹊径,对哲学中争议不休却无定论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自己一套解释。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真理?真理和客观性的关系如何?如何回应相对主义的挑战?意识(consciousness)和伦理的功能是什么?诺齐克运用了生物、物理、博弈论等各方面的知识,试图从宇宙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科学及伦理世界的客观性。

我这里只集中介绍一下他在伦理学上的新观点。诺齐克认为,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伦理规范的起源和基本功能是使人们互利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道德的根本作用是协调(coordination)。而道德之所以具普遍性,乃因为人们透过协调合作,从而共同得益的可能性是普遍存在的。但道德的具体内容,则要视乎个别社会互利合作的机会及条件而定。尽管如此,诺齐克还是提出了一条普遍性的伦理学核心原则:“它使得基于互利的最广泛的自愿合作成为强制性的;而且只有此是强制性的(mandatory)。”这条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鼓励任何促进人们自愿合作的次原则,另一方面它禁止任何非自愿性的合作。例如如果某一方参与合作的所得,反低于合作之前的所得,任何人便不可以强迫他们进行合作。诺齐克继而指出,这条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spect),它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生命及自主性,禁止谋杀及奴役他人,不得干预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等。

诺齐克强调这是最低度最基本的合作原则。他完全肯定在人类的伦理生活中,还有其他更高的道德追求,例如对个人内在价值的肯定,对他人无私的关怀与爱,以至成圣成贤等。但他强调,在这些高层次的价值问题上,政府必须保持中立,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去到这里,诺齐克告诉我们,充分实践这种尊重伦理的,正是《无政府》中所论证的功能上最小的国家(minimal state)。只有市场,才能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合作;只有守夜人式的政府,才可以既保障我们互惠的合作,又不干预我们的个人自主。时隔二十七年,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部分,诺齐克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为他第一本书的政治理想进行最后的辩护。

以上乃我对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的一些基本介绍。读者或会问,我们到底该如何总结诺齐克的一生?大多数的悼念文章,皆称其为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有趣的是,诺齐克本人却十分抗拒这样的称号。事实上,我们见到他一生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理性的性质、道德哲学以至人生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一如前说,诺齐克一生最欣赏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在他心目中,只有苏格拉底才称得上独一无二(the philosopher)。他后期的两本书《反省的人生》及《苏格拉底的困惑》更公开向这位希腊哲人致敬。诺齐克欣赏苏格拉底,最主要是他那种将哲学完全融进生命的独特情调。如他所说:

苏格拉底展现了更丰富的一面:即那种不懈的探索所塑造的人格。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的,不纯然是探索真理的方法,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方法(及引导他的那些信条)。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活在他的探索中,活在他与别人的探索交往中。我们看到,探索的方式如何塑造了苏格拉底,渗透进他的生,他的死。苏格拉底是以身传教的,一如佛陀与耶稣。在哲学家中,只有苏格拉底如此实践哲学。

诺齐克对此衷心折服,并特别称此为一种“体现的方法”(method of embodiment)。我觉得,诺齐克一生治学,正正深受这种精神影响。他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诺齐克常常说,他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探索(exploration),而不是一种证明。探索总是向外敞开,充满各种可能性及冒险的乐趣。正如篇首的引文所说的一样,诺齐克的一生,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李旸: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述评

分析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英美等国,旨在用分析哲学和实证科学中的分析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值得深入探析。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研究路径共识而形成的跨学科团体,由来自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构成。其成员多数是献身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研究宗旨在于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提供理论支撑。分析马克思主义早期研究领域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国家学说、诺维奇正义与道德学说、方法论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这一学派的研究逐渐向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集中,平等、正义等成为其探讨的重要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实环境来看,苏联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理论环境来看,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热潮中,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竭力辩护,将资本主义描绘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式,而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声音却日渐衰弱。这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的两大背景。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持辩证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价值;而西方政治哲学则对规范判断的本质进行抽象思辨,隶属探寻永久价值的西方哲学传统。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规范学说走向融合的重要契机。在批判罗尔斯、诺齐克等自由主义者的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构建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学说。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总体上存在两种进路:一是从平等、自由等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不正当,二是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自由主义正义论。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和自由主义话语的批判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构筑了社会主义的正义景观,力图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平等、自由,因此也更为正义的制度。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兴起后的10多年里,社会主义历经曲折,资本主义发展势头不减,而兴盛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为资本主义制度竭力辩护。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促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寻求对策,在新的历史和理论环境下重提正义话语,转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受重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试图通过“道德工程”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转向政治哲学,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未来的理论进路上应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如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必然性信念的衰弱、政治哲学复兴浪潮中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挑战等作出的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他们所做的工作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哲学转向后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命题。他们只保留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核心理论。当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时,他们便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路径差异。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丧失自身的理论独特性。进一步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的致命伤在于,他们在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道德辩护之上,由此成为一种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基础的道德主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应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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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时空脉络

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只有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到了哪里、今后要往哪里去,从而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性认识,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的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15—16世纪,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最早产生在英国。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该书用著名的“羊吃人”的命题,最早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闵采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等,他们以极为虚幻的形式展露出思想的微光。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完善,到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达到其思想最高峰,这就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弊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主张和天才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受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唯心史观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因而具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人类文明成果,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再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主观愿望,而成为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诺维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组织相继创立和发展,工人阶级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国际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理论上的,至于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实践,还有待后来者来解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矛盾日益激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逐步从西欧转移到俄国。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uana520.com/,诺维奇列宁在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转变。十月革命为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推动在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和国际运动蓬勃高涨。列宁领导俄国党和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初步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实践来谈论和建设社会主义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并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未能解决。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联共(布)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其他欧洲各国人民在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领导和参与了本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把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在二战结束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蒙古以及美洲的古巴等国二战后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我们党较早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要独立自主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宝贵经验,也历尽艰辛,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经受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其他各种风险考验,带领人民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彻底荡涤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阴霾,重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以自己的伟大创造,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旗帜。当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作用将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诺维奇足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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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奇城足球俱乐部(Norwich City F.C.)是位于英格兰东部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2年,主场为卡罗路球场(Carrow Road)。2013-14赛季从英超联赛降级至英冠联赛,诺维奇2014-15赛季在新任主教练尼尔的带领下在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2-0胜米德尔斯堡后升级,于2015-16赛季重返英超,2015-16赛季提前一轮再次降入英冠联赛。2018-19赛季英冠联赛,获得冠军而再次升入英超联赛。2019-20赛季,诺维奇提前四轮确定降入英冠联赛

1974-75 乙组联赛季军,升级甲组。决赛0-1负于阿斯顿维拉,英格兰联赛杯亚军

2001-02 甲组《第二级》联赛排第六位,附加赛第一辆两回合累计3-2击败狼队,千禧球场决赛1-1,点球2-4负于伯明翰城

2005 英超排第十九位,降级甲组《第二级》。甲组《第二级》联赛更名“冠军联赛”

2009-2010赛季,诺维奇队主教练朗贝尔带领球队从英甲联赛升至英冠联赛。

2010-2011赛季,又在主教练朗贝尔率领下成功实现“两连跳”,升入英格兰超级联赛。

2019年8月10日,2019-20赛季英超首轮揭幕战,利物浦主场4-1击败升班马诺维奇。

队徽中一直采用金丝雀的形象,这也是该队绰号的由来。如今的队徽,是在1972年的设计大赛中选出的作品。

诺维奇足球俱乐部在1935年卡罗路球场(Carrow Road)揭幕时迁入成为主场球场,取代破旧的雀巢球场(The Nest),为俱乐部自1902年成立以来的第三个主场球场。卡诺路球场现时拥有四面看台,分别为两边龙门后方的东北面的“柏克莱”(The Barclay,常被错误称为“柏克莱看台”)及西南面的“诺维奇及皮特堡联看台”(Norwich and Peterborough Stand,亦称为“右河岸”),西北面的城市看台(City Stand)及最完成的杰拉德看台(Jarrold Stand,亦称为“南看台”),全座席可容26,034名观众。

在球场未改建为全座席前的入场观众人数纪录为43,984人,于1963年英格兰足总杯第六圈对莱切斯特城足球俱乐部时创出。改建后则为25,522人,于2005年4月9日在英超联对曼联时创出,并取胜2-0。

在诺维奇足球俱乐部庆祝成立100周年时,选出100名对球队最有贡献的人物成立名人堂,以下为部份球员:

约翰·狄汉(John Deehan)《1982-86, 1992-95》

费历克(Robert Fleck)《1987-92, 1995-98》

马丁·奥尼尔(Martin ONeill)《1981, 1982-83》

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

以下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的简介: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由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美国人,由于他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所以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

19871988年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诺维奇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诺斯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了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政治学派的学术中心。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1948年获得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60年在那里得到硕士学位

196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康奈尔期间,福格尔的兴趣从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对经济前途普遍悲观,也促使他的注意力转移。

1980年任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但是,对他来说,既要任人口经济学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会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学。

福格尔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解释,营养、劳动福利、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观察,对两代人不同的家庭行为数据的分 析。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同统计推断原理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用以考察这样的反事实性问题:如果铁路从来就不存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对那些反对这一问题的人说来答案是: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提出反事实性问题,不过是采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罢了。

在围绕“新经济”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热烈讨论中,福格尔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史新释》和《“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中明确制定的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美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福格尔推翻了不少过去的研究;与恩哲尔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美国史是以其受到热烈的争论而著名的课题,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康拉德(AHCon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最先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观点,进而严加抨击像种族主义者那样的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唯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有人认为福格尔对经济史的贡献仅仅是用挑衅性方式解释过去,这种看法也许是误解。从历史的档案中重新发掘各种有关资料,是福格尔大部分工作的中心内容。他把美国经济追溯到18世纪,重新建立了诸如这样一些变量的时间序列:生育率与死亡率、女性参与率、移民率、人口流动率以及储蓄率。

学者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惠顾福利与失业理论2010.10.11

诺贝尔获奖者皮萨里德斯:还没想好怎么使用奖金20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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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诺斯】宪政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

本文研究17世纪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宪政制度变迁。我们集中讨论了制度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以革命胜利者的目标——保障产权、保护财富和消除横征暴敛型政府——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我们认为,新的制度使政府得以切实可信地承诺维护产权。正如资本市场提供的证据所显示,这些制度成效显著。

本文集中讨论支撑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政治因素——不仅包括管理经济交易行为的规则,还包括管理如何执行和修改规则的制度。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就是政权(regime)或最高统治者受到这些规则约束或限制的程度。诺维奇最高统治者可以随意修改的规则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迥然不同于这些规则不能随意修改时的情形。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uana520.com/,诺维奇最高统治者根据自身利益改变产权的可能性越大,预期的投资回报就越低,诺维奇相应的投资激励就越小。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最高统治者或政府不仅要确定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权利,而且还必须要对这些权利做出切实可信的承诺。

赫尔城 – 足球球队简介 – 雪缘园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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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城足球俱乐部是位于英格兰约克郡赫尔河畔京斯敦(赫尔城)的职业足球队,成立于1904年。主场为金士顿通讯运动场。诺维奇由于穿着黄黑直间球衣,故被称为“老虎 ”。经连续两赛季(2003-04及2004-05)获升级后,征战于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2007-08赛季获英冠联赛冠军,在球队成立104年后首次升级到顶级联赛。诺维奇2009-10赛季球队再次降入英冠联赛,2012-13赛季赫尔城获得英冠亚军再度重返英超。但在2014-15赛季,球队不幸再次降级至英冠联赛,2015-16赛季,赫尔城在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1-0胜谢菲尔德星期三后再度重返英超,使得球队能够在2016-17赛季重新征战英超赛事。

诺维奇城足球俱乐部官网

诺维奇城足球俱乐部(英语:Norwich City Football Club, /ˈnɒrɪdʒ ˈsɪti/)是位于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诺维奇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2年,由于会徽上的上金丝雀,所以绰号为“金丝雀”,主场为卡诺路球场(Carrow Road)。诺维奇城是英格兰东南部其中一支重要球队,诺维奇更是英超联创办成员之一,更在首届英超联夺得第三名。但至1995年降至英甲作赛,至2003年诺维奇城取得英甲冠军重返英超,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uana520.com/,诺维奇可惜只在英超一年,次年降级返回英甲(这年英甲也改组成英冠联赛),于2008/09年赛季更从英冠降级到英甲作赛,但翌年赢得联赛冠军重返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更于2011年取得英冠亚军而连续两年升级到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作赛。在2011/12年度赛季成功保留来届在英超作赛的资格。诺维奇城足球俱乐部官网地址及相关网址资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