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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简称“中超”、“中超联赛”,参赛球队数固定在16支,是中国大陆地区最高级别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有直属于国际足联与亚足联的足协与联赛)。中超联赛开始于2004年,前身为1989年成立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是全亚洲最具竞争力、..

NBA季后赛指的是在每年4月中旬NBA常规赛结束后,NBA联盟根据各队82场常规赛战绩,按照NBA联盟排名规则分别排出东部和西部前八名之间进行的,诺维奇最终获胜者获得NBA总冠军的比赛。2016-2017赛季NBA季后赛于2017年4月16日正式开始。2017年6月13日,勇士总比分4-1淘汰骑士,夺取2016-17赛季NBA总冠军。勇士以16胜1负的季后赛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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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Premier League,简称“英超”)是英格兰足球总会属下的最高等级职业足球联赛,前身是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英超是“欧洲五大联赛”之一,由20支球队组成,由超级联盟负责具体运作,赛季结束后积分榜末三位降入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英超联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之一,节奏快、竞争激烈、强队众多,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也是收入最高的足球联赛。自1992/93..

诺维奇联足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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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奇联,英文名,Norwich United,诺维奇联足球俱乐部(Norwich United Football Club),坐落于比洛菲尔德的一家足球俱乐部。

该队目前参加英格兰东郡超级联赛。主场设在种植园球场。球队隶属于诺福克郡足球总会。

1903年俱乐部以波灵兰地方足球俱乐部的形式成立,最初参加诺维奇地区联赛。诺维奇1965年,该队成为盎格鲁足球联合会的创始会员之一。1979年,诺维奇联荣获诺福克青年杯冠军。球队在决赛中5比2战胜布雷登纳姆捧起桂冠。1981年诺维奇联击败诺克瑟姆预备队再度在该项赛事抡元。同年球队捧起青年联赛杯冠军。1982年俱乐部取得成年组资格。

1985年,该队迁入格思克社会俱乐部。1985—86、1986—87赛季,球队两度杀入诺福克成年杯决赛,但分别负于诺维奇城预备队与大雅茅斯镇。

1987年,俱乐部正式更名为诺维奇联。1988—89赛季,诺维奇联勇夺盎格鲁足球联合会超级联赛冠军,得以升

入东郡联赛。在东郡联赛的首个赛季,球队获得甲级联赛亚军。但由于在格思克当地的基础设施尚未达标,最终未能升级。次年,球队再夺联赛冠军,成功升入超级联赛。这得益于球队在当年夏季迁入坐落于布洛菲尔德的种植园球场。1994年由于在积分榜垫底,诺维奇联再度降入甲级联赛。2002年球队再度以甲级联赛冠军的身份重返超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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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幸福》:当代语境下的现实关切

“正义”与“幸福”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关键词。本书集中呈现了作者十年间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通过本书,作者试图证明在当代语境下正义与幸福的概念关联正义与幸福的概念关联:现代政治社会是一个合乎权利的秩序,而非合乎自然的秩序,在价值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如果想要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就必须在政治社会的层面接受正义原则的安排,在伦理共同体的层面坚持多元化的原则,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在上述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本书进一步探讨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家族内部纷争,并与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展开对话,为这个亟需政治共识和想象力的时代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可能性。

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中,正义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具有高度共识的概念,恰恰相反,它可能是制造分歧和冲突的源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关乎人生在世的根本,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自己想要幸福,可是究竟何为正义?何为幸福?如何正义地获得幸福的生活?本书展现了之前一系列哲学随笔的底层学术逻辑,更具思考深度。

周濂,男,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哈佛燕京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2008)、《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2012)、《正义的可能》(2015),主编《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2017),译有《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均为合译),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uana520.com/,诺维奇另在各种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40多篇。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

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在《政治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中开篇就说,政治哲学只需回答两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以及“谁说了算?”。如果把这两个日常表述改写成专业术语,那么“谁得到了什么?”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谁说了算”涉及“政治正当性”和“政治义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我最近十年研究的主题,以及我在十年前研究的主题。

2008 年出版完《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我就彻底放下了政治正当性和政治义务的问题,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社会正义理论。过去十年,拉拉杂杂写了不少论文,如果要在其中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线索,除了“正义”这个关键词,思来想去,应该就是“幸福”了。当然,正义与幸福是两个本质上就充满争议的超级概念,我并不打算对它们做全面的概念分析和观念史考察,而是更倾向于从一些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探讨它们在当代语境下具有的概念关系。

在收入本书的九篇论文里,《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最早成稿,但是把它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却最合适,因为它反映出我迄今为止仍然坚持的一个问题意识:让现代政治社会(民主制度)为每个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乃是一个“范畴错误”,

在现代性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必须要和多元的伦理共同体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我认为这是身为现代人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基本判断。当我写下“不得不”这三个字的时候,既想传达出某些遗憾之情,更想表明这是“事出必然”。遗憾之情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生活还是中世纪的宗教生活,甚至是当代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都给个体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地包裹在一个由血缘、宗法、习俗和道德构成的政治共同体中,哪怕这意味着个体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扎实,充满了确定感和意义感。这种生活方式的丧失,让很多人对现代性充满了怨念之情,但我认为这是事出必然,不得不如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虽然作为公平的正义允许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承认卓越的价值,但是对人类至善的追求却被限制在自由结社原则的范围内……人们不能以他们的活动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为借口,利用强制的国家机器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由权或更大的分配份额。” 反对动用强制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卓越的价值,坚持把人类至善的追求严格限定在基于结社自由原则的多元共同体之内,这正是进入异质化的、大规模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一个逻辑后果。在赋予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同时,意味着个体必须具备追求幸福的能力,并且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和责任,这会让个体生活特别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变得崎岖坎坷,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在这个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我试图站在当代自由主义(也称高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与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自由意志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晚近以来出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对话,与此同时,也尝试回应来自社群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乃至保守主义者的挑战。这部分的思考反映在第三章“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第六章“古典共和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致性”、第七章“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和第八章“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吗?”中。细部的讨论请读者们自行阅读各个章节,我在这里只想表明写作时的一些基本思路。我希望做到在差异性中寻找一致性,而不是在一致性中寻找差异性,比如我希望厘清哈耶克与罗尔斯的一致性、桑德尔与罗尔斯的一致性,然后再去追问他们到底在哪里发生了分歧、如何评价这种分歧。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我发现,在中国语境下探讨政治哲学问题,往往会因为小群体的身份认同加上辩论中的立场激化,而把在西方背景下也许只有30% 的理论分歧夸大到70% 的程度,然后在解释当代中国的问题时,果然也就只剩下不到30% 的共识。

基于类似的考虑,我想再次重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而非矛盾性。无须讳言,在今天的中国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认同哈耶克和诺齐克而不是罗尔斯。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自由主义最初引入中国时,主要的阅读文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经验和历史记忆使然,由此认定守夜人式的国家或者最低限度的国家才是最具现实意义和相关性的国家观。在一些学者看来,但凡谈论国家能力就是在主张国家主义,但凡谈论平等价值就是在主张平均主义,就是在戕害自由。我认为这些反应在情绪上是过激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自由与平等并不必然存在对立关系,我个人非常认同德沃金的这个判断,任何一种具有可信度的现代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样一种根本价值——平等,即使是效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以及社群主义,也都主张政府应该平等地对待其公民,也即“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如何进一步地诠释这个抽象的平等理念。如果我们接受以上论断,那么高级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主张——让分配结构满足“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的标准——无疑是最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它强调了“自由选择”在人之一生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减少各种道德任意元素所导致的不平等。至于罗尔斯和诺齐克谁更具有现实相关性,我认为前者的“字典式排序”原则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在确保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一底线上,罗尔斯与诺齐克是同一个阵营里的战友而非敌人。但是,有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不认为国家仅仅是“必要的恶”,我相信国家可以在法治、公平和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为公民提供自尊的社会基础或者幸福(繁荣)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些工作顶多能够成就一半的社会,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然善莫大焉。

罗尔斯曾经指出:“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代英美政治哲学沉浸在政治理想的勾勒和概念细分的纠缠之中,忽视了制度层面的安排。本书第四章“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与现实”、第五章“正义第一原则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正是对这个看似不够哲学实则非常根本的问题的探究。当今的美国(无论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指责福利国家制造了太多不负责任的个体,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因此主张重返立国时期的理想,重新祭出基督教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这两面大旗;与此相对,当今的美国(也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则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逐渐放弃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议题,诺维奇突进到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资格理论以及身份政治的领域,诺维奇试图在社会乃至私人生活层面更加全面地落实平等价值。我认为前者在逆潮流而动,后者的步子迈得太大,相比之下,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也许能够给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提供一些启发:它在价值承诺上更接近——试图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够“ 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最终造就有尊严和负责任的公民;但在方法上则是的思路——通过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手段来重新配给社会资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实践两种道德能力提供适当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虽然我对“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具体论证过程始终心存疑虑,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制度主张,因为它不仅涉及如何正确地理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到底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还是福利国家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想象。

但无论是哪种制度想象,我认为都不能无视现代政治的基本模式:这是一个合乎权利的秩序而不是一个合乎自然的秩序。这也是我在本书第一章“合乎自然的秩序与合乎权利的秩序”和第二章“没有本体论基础的人权理论”处理的核心主题。通过这两章我意在指出,正像从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的转换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从古典政治哲学到近现代政治哲学同样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表面的断裂无法遮蔽内在的连续性。进一步来说,权利概念既非现代人的虚构,也无须奠基于某一特定的形而上学理论之上,在后形而上学的现代西方语境下,若想为权利提供一个合理化论证,戴有亚里士多德面具的权利理论或许是一个富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它将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基础、以实现人类繁荣为目的的社会。借用我在第九章的结语做个总结:民主制度(政治社会)与多元共同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相容的,它们各自成就一半的社会,前者保障正义和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后者承诺更多的确定性和幸福。这或许是常态政治中最相关和最可欲的一个选择。

【环球财经】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上半年创纪录亏损54亿英镑

原标题:【环球财经】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上半年创纪录亏损54亿英镑

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控股公司(Rolls-Royce holdings)27日公布的业绩显示,因新冠疫情导致的航空旅行需求下降,上半年公司亏损达创纪录的54亿英镑。

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表示,其正处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组中,全球站点将从11个缩减至6个,诺维奇并将在今年内于全球范围内裁员9000人,占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罗尔斯罗伊斯预计,到2022年底,其重组计划将节省至少13亿英镑的税前收入。为了长期支撑其资产负债表,诺维奇该公司正在考虑出售20亿英镑的资产,其中包括西班牙发动机制造商ITP Aero。

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埃斯特(Warren East)表示,新冠疫情对国际航空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行业复苏的时机和形式仍然不确定,意味着必须重组业务以期在疫情结束后提高回报。

业绩公布后,该公司股价一度下跌6%,成为富时100指数跌幅最大的成份股。今年以来,该公司股价已下跌了三分之二。市场分析认为,由于该公司是根据装有发动机飞机的飞行小时数获得收入,在新冠疫情平息前,可能会需要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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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托德向杨紫琼求婚成功 交往八年感觉像爸爸

出道近30年、早已是国际巨星的杨紫琼近日荣获第七届亚洲电影大奖“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近日,杨紫琼在香港现身。在受访时,杨紫琼自曝66岁的法籍男友Todt已经求婚,被问婚期则喜笑颜开,用“快了”来回应。

Todt是法拉利车队前总经理,与杨紫琼恋爱了多年。杨紫琼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筹备婚礼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昨天在记者们的“围攻”之下,杨紫琼不得不表示正在为婚礼选时间和地点,希望就在今年把事情办了。“地点一定会在马来西亚,主要是地方要很舒适,能让所有来的朋友都能享受一个大Party。”她还表示自己如果决定办婚礼,一定会通知所有人,而不会悄悄就办了。

杨紫琼与Todt交往八年,感情甚佳,男友更经常求婚,但杨紫琼因觉得两人工作太忙碌,故一直不肯出嫁。有次杨紫琼从法国到台湾出席公开活动,因时差、天气问题,导致身体不适,上吐下泻以及发烧,Todt得知后又急又担心,频频叮嘱她要尽快就医,杨紫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老公)像爸爸一样。”

今年已经50岁的杨紫琼有一个心愿便是当妈妈。因年纪的问题,六年前开始考虑接受人工受孕,可惜屡试屡败,多次人工受孕最终都失败收场!

杨紫琼坦言:“之前曾因为人工受孕失败而沮丧、不开心,经过时间沉淀,明白这是自己的命运与缘分,有与没有都没办法,只得接受!现阶段抱着没所谓的心态,虽无法拥有自己的小孩,但可以领养!”

1983年杨紫琼参加马来西亚全国选美比赛荣获“马来西亚小姐”时,结识了坐在台下的香港德宝电影公司老板潘迪生。到香港后,潘迪生天天陪伴杨紫琼,不久杨紫琼接到第一份工作,在潘迪生的帮助下,和成龙拍手表广告。1988年杨紫琼与潘迪生结婚并退出娱乐圈,诺维奇但婚姻只维持了三年。1999年杨紫琼宣布与美籍心脏医生亚伦订婚,一年后解除婚约。1999年经成龙介绍与寰亚总裁钟再思认识并相恋。2004年与钟再思四年恋情告终。后认识法拉利车队总监兼法拉利车厂总经理托德(Todt)。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从事实际操作的人…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展现了自己,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更成为一把标尺…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

幸福是什么?当你功成名就时,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和人分享才会。当你赚到很多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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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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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

摘 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对这些理念及组合的论证,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并没有一种逻辑上一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各种分析的杂烩。对于自由市场本质的理解,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持有不同的论证思路和观点。前者的论证基于均衡的概念,而后者的论证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至于这类经济学家基于“一致同意”对有限政府的论证,以及对基于纯粹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所谓“道德秩序”的追求,却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以“消极自由”的名义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时,不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与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与欧美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趋势发生对抗。

国内学界和媒体用于指称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英文实为neo-liberalism。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英文new liberalism,也被译为“新自由主义”,这导致在讨论中出现某些混乱。从词义的角度来看,“new”和“neo-”虽然都具有汉语所说的“新”之意,但“neo-”所说的“新”具有“复制、模仿(copy)先前事物”之意。就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史来说,new liberalism兴起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力图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古典主义的积极政府观,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和实现“积极的自由”,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 liberalism)的批评和修正。它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先于neo-liberalism。至于neo-liberalism,在很大程度上是对new liberalism的批判和否定。哈耶克、弗里德曼用neo-liberalism自称,第一是为了对抗new liberalism及其影响;第二是为了表达他们复兴、发展和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努力,即追求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就多次强调自己的自由观秉承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据考证(琼斯,2004),neo-liberalism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38年法国哲学家路易·吉耶在巴黎组织的沃尔特·李普曼著作《美好社会》的研讨会上,意在探讨自由社会的前景,重构自由主义。哈耶克、米塞斯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1947年组织朝圣山学社时明言:“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对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鼓励、维持并保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才是西方民主制制度的定义性特征。要想扭转思想潮流的趋势,必须坚持这个核心。”因此,按其蕴含之意,neo-liberalism应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最为贴切,这样,才符合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原意。相应地,我们把他们所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思想称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至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哲学家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在自由主义谱系中属于“新自由主义”支系。不过,凯恩斯主义者自称时,并不使用new liberalism的提法,而是直接用“自由主义者”或“自由主义现代派”。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作为以凯恩斯为精神领袖、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蓝本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的。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旗帜,是“自由市场”理念。市场本身就孕育着自己的自由逻辑,包括契约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等。但是,这些自由市场理念倡导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消极的(negative)自由”,没有“积极的自由”的任何容身之处,把倡导“积极的自由”的思想斥为伪自由主义。

按照伯林(Berlin,1969)的经典解释,所谓“消极的自由”是指“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即从他人特别是国家的束缚和强制下解放出来的状态。它关心的问题是:“一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不受他人干涉,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或应该任凭自己的追求为所欲为。”这种不受干涉的范围越大,就表明个人的自由度越高。所谓“积极的自由”是说“做……的自由”(freedom to),即希望扩大个人享受自由的能力,包含着获得某种结果的权利。它关心的问题是:“决定某人不要这个而要那个、不是这个而是那个管制乃至干预的根据是什么,以及谁来决定。”

依此而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消极的自由”,但进一步援引“积极的自由”观。在他们看来,充分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包括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和能力,因此,必须超越机会均等。“积极的自由”观的政策含义是:如果某些资源(包括个体的人力资源)是有效地实现自由所必需的,那么,拥有这些资源,就必须视为自由本身的构成部分。正是基于此,凯恩斯主义者才为福利制度辩护,认为这类政策将会保证个人获得真正的、完整的自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政府行为,把政府视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认为保护中产阶级、给予劳工讨价还价的政治权利、结束富裕精英的统治地位,是使西方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重要基础。

与这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只是“消极的自由”,强调自由的本质是“免于干涉和独立”。他们坚决反对把政府视为普遍福利的合理提供者的观念,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出各种能解除政府服务职能的制度,尽可能地将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职能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且反对反垄断法律、保护环境法规、工会和消费者权益组织等保护性制度安排。他们在这类制度安排中看到的只是个人自由的缩小、政府的失败,并致力于通过对这类制度安排的经验实证研究,揭露和批判其“真相”,证明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亨利·勒帕日,1985)。在歌唱自由市场之时,他们倾向于忽视或轻描淡写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失灵甚于市场失灵,不相信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时具有不把事情搞得更糟的能力。自由交易被视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方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即“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的监管”。

这一学术群体的正式形成可以追溯到朝圣山学社成立之时。当时,参与的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路德维希·米塞斯、乔治·施蒂格勒等;后来,几乎所有具有新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要经济学家都是这一学社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学术群体,通过朝圣山学社、英美自由智库的频繁交往,创造出了同属于一个阵营的感觉。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教义日益清晰。随着哈耶克、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界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他们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同时,在媒体、基金会、商界和政界也赢得一大批信奉者和宣传者,推动着以倡导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向主流公共辩论平台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的糟糕表现(特别是滞胀),都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欧美国家三分之一甚至将近一半的GDP是由政府依据某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手段分配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相对被缩小。因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改革方案,呼吁重建自由市场。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这套改革方案的理念终于获得了政治决策者的认可,先是在英美,后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鉴于这种经济学思潮对学术界和决策界的重大影响,审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必须进行的一种重要学术探讨。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西方文献中所涵盖的思想领域非常广泛,本文将其范围进行了限制,仅指称建立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思想,谓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杨春学等,2013):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市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①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得更远。诺维奇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克斯(2013)所评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20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辩论、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2011)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应性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2008)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释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哈耶克,2003a):“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素”呢?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应性效率(伊斯雷尔·柯兹纳,2012)。正是在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正的过程。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2012)说:“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就像一份“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②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形态(卡伦·沃恩,2008)。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与“自由市场”相容的,只可能是“有限政府”;③而且,只有这种有限政府,才可能保证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的携手并进。

自由植根于自由市场。这种理念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征。据言,把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密切地联系起来,是弗里德曼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最重要贡献。弗里德曼认为,把经济与政治领域分割开来思考市场问题是错误的,这会让人们误解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内在的基本联系,从而低估市场在维护和促进个人自由、限制政府行为方面的巨大潜力。在他看来,市场是“公民不服从能力”的守护神。例如,正是存在媒体市场,基于赢得读者和盈利的考虑,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再有,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被起诉的政府雇员可以在私人部门找到就业机会。自由市场还具有一种强大的非人格化力量,把恶劣的歧视和偏见阻挡在经济领域之外(米尔顿·弗里德曼,1988)。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同弗里德曼这种观点,即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都有赖于自由市场。但是,只要细致考察一下他们设想以什么形式来实现“有限政府”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标榜的“有限政府”与政治自由之间关系是相当模糊的。

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中,致力于有限政府研究的是哈耶克、布坎南及其追随者。他们以立宪政治经济学的名义,研究宪政问题(即宪政秩序的机制)。在他们看来,要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如何用宪法机制来限制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税收、财政开支和发行货币的权力。立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压缩政治权力的潜在行使空间,确定有限政府的规则,其严格程度不亚于保护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制度安排。

在研究中,哈耶克、布坎南及其追随者发现,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对立(查尔斯?K?罗利,2007)。因此,他们致力于揭露西方政治制度对“有限政府”的破坏,认为官僚机构借助于议会的多数决策规则,攫取了宪法的权力,严重破坏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多数决策规则不仅不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行为范围,反而成为政府不断扩大其行动范围的工具,已经显现出滑入“利维坦”的危险。例如,哈耶克强调,“多数票决”所选出的政府并不能等价于“人民的意志”,它仅仅是一种代议制政府。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已经从最初保护个人自由的一种工具演变成了用多数票决定某些特定问题(例如再分配)的制度,成了一种“无限制的民主”(哈耶克,2002)。因此,他们倡导立宪改革,呼吁确立新的决策规则,用有限民主来约束政府的权力,重建一种“有限政府”。

在讨论用有限民主来限制政府行为时,他们实质上承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批判“多数人”的理念。最早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托克维尔,但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洛克及其追随者眼中,普遍的民主必然带来再分配的要求,从而对个人财产的自由权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他们支持英国的政治传统,主张对选民进行财产资格限制。法国著名古典自由主义者贡斯当清晰地论证了这种主张的依据。这种论据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有产者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一般倾向于关心和思考公共事务,具备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第二,有产者出于自身的利益,趋于保守,热爱秩序和正义。因此,人类政治实践中的制衡力量只能到财产所有者中去寻找(邦雅曼?贡斯当,1999)。当代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了这种财产资格限制的本质,那就是力图剥夺最有可能与财富霸权竞争的集团(劳动者阶级本身)的公民权(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2013)。

与洛克、贡斯当等人不同,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在不断强化政治平等的过程中维护自由。他不愿意为了保护财产权不受政治过程的影响而提出限制公民权的主张。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要用有限民主塑造有限政府,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所谓个人的完全“私有财产权”。诺齐克(2008)提供了有限政府形态的一种理论基准:“能够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人们免于暴力、偷盗和欺骗以及强制履行契约等;任何更多功能的国家都会侵犯人们的权利,都会强迫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从而也都无法得到证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政府形态,才有可能保障完全的个人“自我所有权”和建立在其上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任何强制性的外部干扰,从而实现充分和完整的个人自由权利。

诺齐克的核心证据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概念。它的逻辑是:如果每个人对自身拥有所有权,那么,这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能力和劳动;既然如此,他也就必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其劳动成果(财富和收入)。不仅如此,拥有自身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似乎也就必然要求享有契约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等等。一旦这些自由被剥夺,“自我所有权”也就会受到损害。如是观之,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自我所有权”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而不是工具意义上的。桑托斯把这种思想称为“自由市场哲学”(迈克尔·桑德尔,2011)。

立宪政治经济学家赞同这种自由市场哲学的基本论点,但仅仅只是把最弱意义上的国家视为研究的一种起点,不赞同诺齐克把征税视同为奴役的推论。因为他们倡导的有限政府并不是守夜人式的最小政府概念。按照哈耶克的分类,政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正当职能,即“强制的功能”和“服务的功能”;按照布坎南的分类,相应地分别为“保护型国家”和“生产型国家”。有限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一种民主政府,但这种民主政府必须受到明确限制,方能成为一种自由的有限政府。问题在于,如何在现实中重建有限政府呢?

在哈耶克看来,有限政府应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政府依赖法律进行统治,而且这种法律只规定抽象的一般原则,以防止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干预。第二,即使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应当按照竞争原则进行管理。那就是尽可能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为争取公民的支持而展开竞争。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事(哈耶克,2003b,2002)。在如何让政府依法统治的问题上,他认为,既然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决策程序,就没有必要把普选制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原则。按照他的观点,以财产、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作为限制公民拥有备选人资格的标准,也未尝不可,只要由此而产生的决策不危及自由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为此,他建议设立两种决策机构——立法代表大会和政府代表大会。前者仅仅在定义政府行为正当与否的问题上代表人民的意愿;后者则在前者制定的原则范围内,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立法代表大会不允许存在党派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只允许存在于政府代表大会中。哈耶克还为选举这两种机构的代表提出程序和成员资格的一些限制。对这类建议,哈耶克的传记作家甘布尔(2005)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评论说:“根据哈耶克的原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既可以算是一种民主政体(因为政府是按简单多数原则选举产生的),也可以算是一种自由主义政体(因为它主张保护财产私有制和保障个人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

这种限制公民权的主张,显然是违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精神的。在这一点,布坎南比哈耶克更明智,弱化了对多数决策规则的指责程度。布坎南及其追随者认为,要想防止“多数人的”,唯一理想的民主制度是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这种规则在理论上等价于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我们把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减少由纯粹的私人行动或自愿行动所强加的影响的那些外部成本的方法,并把集体决策的成本分为两种(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那么,唯有“一致同意”规则才能消除所有外部成本,任何弱于“一致同意”的规则,其结果必然包含外部成本,从而带有“多数人的”的性质(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2000)。然而,在现实中,鉴于达到“一致同意”的高昂成本及其渺茫的概率,人们才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同意”的决策规则。这可以视为基于现实的次优选择。只要人们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种规则就具有一致性。虽然按照这种规则进行决策的结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规则本身是具有“过程效率”的。在这种意义上,多数规则的民主制度是集体选择的最优方案(詹姆斯·布坎南,2012)。如何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建立有限政府呢?布坎南只是强调,对政府运用“多数同意”规则的范围要有严格的限制。越是涉及基本人权和产权的层次,越需要更大比例的多数同意,直至一致同意。至于如何具体限制,他并没有清晰的清单,只是列举一些案例,譬如说增税必须通过绝对多数(2/3以上)选民的同意。

至此,我们看到他们通过有限民主来塑造“有限政府”的清晰的可行方案了吗?没有,至少是模糊的!哈耶克只是抽象地强调要以法治的原则来限制政府的行为,却没有列出对政府行为进行实质性限制的清单。在他看来,政府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其任意的强制。布坎南也只是一般性地建议,在确定立宪条约时用“一致同意”作为投票规则,在立宪后的条约中,政府可以采用“多数票决”的规则。在他们眼里,有限政府并不是诺齐克所说的那样最弱意义上的政府。例如,虽然布坎南给人们一种“政府失败”的强烈倡导者的形象,他实际上对政府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在他看来,诺齐克所倡导的,只是一种“保护型国家”。而某种程度的“生产型国家”也是合理的。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和集体决策制度,国家行动或政府行为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在诸如公共物品、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领域更好地满足个人的偏好(詹姆斯?布坎南,2017)。但是,他们与其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低估了下述历史力量对“有限政府”的限制。

第一,欧美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确实与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层,被视为民主的天然盟友。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自由市场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最佳保护神。市场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会以多种方式造成政治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从而影响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例如,在美国的选举过程和政府组阁等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以华尔街为核心的资本力量带来的“少数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回避了资本执行政府职能,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事实(罗伯特?海尔布隆纳,2013)。正是这种少数人的,成为了通向不同于哈耶克所说的另一种类型的“奴役之路”。

第二,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著名政治学家达尔(1999)把这种冲突形容为:“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用植物世界来比喻就是,二者是敌对的共生。”“每一方都在改变和限制另一方。”在OECD国家中,正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造成或预期将造成的损害,诱致了政府的行为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例如,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暴露的自由市场灾难,以及面对这种灾难时私人和民间慈善的无力,才导致美国现代福利制度的诞生和发展。

与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相适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呢?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道德无涉区域”,即市场交易与道德情感无关。布坎南(2012)曾经用一个故事来通俗地表达了这种观点,那就是市场参与者在道德上是独立的。只要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的财产权,市场交易就可以用公平的方式有效地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交易者对对方的处境(贫困还是富有)毫无兴趣,也不在乎对方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种族,甚至无需语言交流,仍然可以顺利地完成自愿交易。这么看来,自由市场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即使人们相互漠视,市场仍能运转自如。它不需要参与者之间有复杂的交流甚至信仰。市场上的交流是由价格来传递信息的,不是由人来表达的,是货币在说话。

在这种意义上布坎南(1989)认为:“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只要求互相尊重保证实现权利和执行契约的法律。在这些最低限度内,参与理想市场的个人,在道德上是独立的。”这种道德秩序不同于“道德社会”和“道德的无政府状态”。“道德社会”以每个人对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可为基础,服从某种共同的道德意识。在“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中,每个人都把他人完全视为实现自己目的之工具,缺乏彼此的尊重。与这两种状态不同,在布坎南看来,“道德秩序是每个人都是在信奉和遵守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它对人们在道德上的要求是非常低的,但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社会安全对治理的需要降至最小程度。相应来说,个人的自由达到最大程度。”

如果“道德无涉区域”的观点仅仅运用于描述单个的交易行为,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由此而把它推论为整个市场的伦理基础,并认为仅此就可以解决市场社会的道德问题,难道不存在问题吗?实事上,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问题要比单个交易行为的道德准则问题复杂得多,否则不会出现围绕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论,更不会出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更广泛的持久争论。

“道德秩序”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自愿遵守和奉行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或者说,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产生并得以维系的?互利是自愿交换的最根本基础。理性的人们会认识到,只有尊重其他人的利益,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这种观点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由此而进行的推论,即: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会促使每个人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别是竞争的压力,会阻止他们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得出“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监管”的核心论据。

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就是:市场在创造新的伦理准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互利交易的道德基础。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提供了这方面丰富的证据。人们并非总是愿意自觉地遵守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规则。由于交易关系的瞬间性和匿名性、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及伙伴的可替代性,市场上总是会出现牺牲他人利益而无风险地获取个人利益的黄金机会。这正是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现实基础。

如果自由市场要削弱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就不仅仅是在交易中尊重对方的产权,还要包括隐含于社会历史传统中的智慧。从欧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运作所需的诚实、守信、克制、责任等社会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布坎南,哈耶克强调,自由社会要想获得繁荣并长久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敬畏保留于道德传统中的习俗和惯例,珍惜社会共同体的行为规则,其中包含着有利于秩序的无数人类实践经验(约翰?格雷,2003)。以他的语言来说,这种道德传统“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存在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理智选择,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禀性(哈耶克,2000)。这种理智让个人拥抱那些超越狭隘经济计算的感情,从而产生出一种道德秩序。

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市场逻辑(自利和理性)势必会消解哈耶克珍视的传统社会纽带。在现实生活中,市场关系倾向于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到不包含“严格的”市场关系的人类生活领域,似乎给一切定了价格。其结果是,某些有独特价值的人类关系被贬低。人际交往过程也带有强烈的功利性,遵循成本—收益核算。甚至于在某些人的行为中,似乎财富、名誉、地位带给他们的效用远大于亲情、友情和爱情带来的满足;受追逐利润与盈利的驱使,其他人作为达到经济目的之手段,等同于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追求物质富裕便不再是“温和”或者“无害”的,而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会使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崩溃,容许毫无感情的“异化了”的经济关系取代传统价值(如爱、家庭、个人荣誉)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仅余的纽带,对精神上的惩罚与奖赏、传统的社会樊篱、地位、等级和出身等漠不关心。

也许,我们可以把市场的这类不良影响称为“市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视这类“市场”,不愿正视这样一个经验和历史事实,即:自由市场贯彻其自利原则和工具理性,势必会消解必要的社会纽带。加里·贝克尔甚至把自利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的方法论武器,大胆地运用于婚姻、家庭等的解释。他的追随者把这种分析视为科学的证据,把所谓的“婚姻市场”这类现象视为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拓展。出于对这种思想倾向的反感,沃勒斯坦(2001)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从羞羞答答地躲藏在衣柜里,‘市场’现在昂然地走出来,并成为全球政客、平民百姓和学者等口中治疗各种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你是不是营养不良、受到官僚和警察的压迫、对一生的前途感到沮丧、刚刚离婚?试试市场吧!你祖辈享受的宁静是不是正在远离你?试试市场吧!你受够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宣传?试试市场吧!”

于是,我们看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自由市场通过侵蚀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制度安排来增进个人自由,同时它的个人主义却无能力创造出足够的新“道德资本”来维系有效的社会经济秩序。陷入这种困境,是他们奉行纯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自由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资产负债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例如,福山(2002)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确实在摧毁传统的忠诚、责任等意识。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道德规范,以代替它所破坏的规范。这部分是人类的本性使然,部分是因为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行为规则的调整。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在市场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会创造出净值。且不论福山的观点,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那就是迈克尔·桑德尔(2011)所说的:“市场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有用工具,然而,除非我们想让市场改写那些支配社会制度的规范,否则我们就需要公开讨论市场的道德限制。”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改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市场机制及其制度基础的认识(杨春学等,2013),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卢卡斯、贝克尔等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例如,弗里德曼有力地指出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存在的致命缺陷,布坎南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政府失败(即政府没有能力表达公共利益的现象),哈耶克把价格体系视为信息交流机制的经典论点。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否定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存在严重的理论困境和问题。一种理论存在着自身的困境,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理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存在着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推理和政策建议中,市场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因此,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它的片面性,特别是把从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主张付诸实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尤其是那种对“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监管”的自负。一旦技术性的学术分析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断言时,这种后果尤其严重。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相当多的各类精英痴迷于市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不限于经济问题)的能力。这不仅使公共领域观念遭到侵蚀,而且动摇了公共生活的根基。而这些东西对健全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作为学者,他们只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为,选择政策的最终权力掌握在政治家手中。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虽然遍及世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美国环境的产物。它最显著的思想特征是:认定自由市场是一个与个人自由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在论证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道德秩序的过程中充满乌托邦式的因素。对这类观念所带有的乌托邦色彩,哈耶克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要有“思考乌托邦的勇气”。“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看,根据某种模式指导创建整个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种乌托邦,现实只能不断地逼近它。但只有坚持下面的指导性观念——通过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原则,就可以实现某种保持内在连贯性的模式,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自生秩序正常运转的某种有效的框架。”④可以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其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蓝图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坚持认为自由社会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①转引自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这里的讨论中,有意识地排除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因为他们几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有限政府的倡导者。

④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诺齐克(Robert Noz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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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季至1994年秋,我到哈佛访学,选听了罗尔斯教授的“政治哲学”一课和诺齐克教授的“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及他为研究生开设的人权问题的SEMINAR。

我和诺齐克教授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他开课后第三周的“办公时间”(OFFICE HOUR)进行的。在我向他报告我对他有关权力资格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的理解之后,他告诉我,有两点是正确无疑的:第一,他的确秉承了洛克到哈耶克一路的自由主义传统,即坚决维护个体自由权利、尽力限制国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干预,并坚信这是不可退却的自由主义原则立场。第二,他与罗尔斯教授的论争既具有“家族内部”之争的性质,也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分歧,至少在20世纪70、80年代是如此。但他不同意我把他和早期的卢梭扯在一起,甚至表现出对这位法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的某种厌恶。他也不赞赏我把他与罗尔斯教授互比互论的做法,并反复告诉我,他与罗尔斯的分歧并没有我(以及学界许多人)所想像的那么大。他反对的只是后者对国家制度正义安排的过分偏重,但绝不反对后者关于正义之基本原则的阐释,如,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正义“第一原则”。

他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的动机和经过。1970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旋即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轰动性影响。诺齐克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跨入被誉为“美国本土哲学之摇篮”的哈佛哲学系,敏锐地感受到了某种学术挑战的契机。他放下了手头已近脱稿的大部头哲学专著《哲学解释》的写作,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迅速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年轻的他向罗尔斯叫板:凭什么理由给予国家以如此大的限制个人权利的权力?这种国家的合法性只能由她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来证明,那么,罗尔斯意义上的国家究竟是一种正义合法的国家,还是一种正义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现代民主国家的生存,难道超“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的乌托邦国家就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这一系列的疑问均来自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理想与诺齐克的最充分个人权利与“最小国家”的社会道德理想的之间巨大反差和冲突。

诺齐克没有因为自己的年轻和初来乍到而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尽管罗尔斯既是他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学长和老师,又是他哈佛哲学系的长辈同事,并且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颠峰状态。他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是最早向罗尔斯发起挑战的代表性著述,而且和《正义论》一样,都获得了美国“卡巴图书奖”(这是美国哲学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之一),只是时间上晚了四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年仅36岁的诺齐克不仅成为哈佛的终身讲座教授,而且成为哈佛哲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随后,他又主持了《哈佛哲学评论》杂志,接连出版了《哲学解释》(1981)、《合理性的本性》(1993)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哲学著作,很快便跻身于当代一流哲学家的行列。

诺齐克自身具有他同时代人少有的趁“机”化“缘”的天资。他思想敏锐而洒脱,在他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个提问,都会成为打开他思想喷泉的闸门。我清楚地记得,在他主持的有关人权问题的seminar上,一位学生对J·J·汤普森《权利的领域》提出其“领域”限定的疑问时,诺齐克竟然就人的权利如何不能人为地给予限定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不断博得学生们的啧啧称赞,以至课后学生们还围着他喋喋不休。

诺齐克还有着不易为人们注意的一面:他执着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自由辩论风格,却从不失对他人和对手的尊重。我亲眼见到他抢着为罗尔斯教授抱书、搀扶罗尔斯上楼的情景。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者的品格和姿态!

“哈佛哲学”的奠基者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真正的哈佛是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的福地。诺齐克以自己的哲学方式追循着这位前辈的足迹,以自由思想家的姿态自由而洒脱地走在思想自由的时代前沿。诺维奇前年晚秋时节,我曾经重返哈佛作短暂停留,本想登门拜访他和罗尔斯先生的,不期这两位昔日的访学导师都住进了医院。哈佛哲学系的秘书告诉我,诺齐克教授的肠胃病已经发生癌变,想不到今年的严冬季节他就匆匆地走了。对于一位充满思想活力和哲学创造力的智者来说,63岁的年龄无论如何都不该成为生命与思想的终止符号啊!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天国继续他关于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话题?以及他关于人权和自由的思想争论呢?苍天在上,斯人可鉴!呜呼记之!■

T早报中芯回应“或遭美国制裁”;华为将公布鸿蒙系统新进展;阿里、小米等纳入恒指今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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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奇情报预测分析_诺维奇足球俱乐部 – 全球体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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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

相较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大,内容也更为复杂。总的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170年社会主义运动史、100年社会主义制度史、40年社会主义革新史四个篇章。从这几个方面下功夫,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社会主义从乌托邦(或曰空想)发展到科学,大致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其间,空想社会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6至17世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以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为代表,主要采用文学游记的形式,描绘了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手工工场发展时期,以温斯坦莱的《自由法》、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普遍采取制定法典的形式,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设计。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机器大生产时期,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伟大的智士”(恩格斯语)为代表,开始从理论上论证未来理想社会。

他们的思想理论,一方面“含有批判的成分”,另一方面又含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从而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列宁语),也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但是,这样的思想“本身还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其“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宣言》)。

到了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以蒸汽机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此为背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贡献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相比于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或价值想象,而是体现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人类理想。

但是,就理想目标而言,二者都是以现代社会为基础,将自身视为现代社会之文明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同时,又将现代社会视为批判对象,主张在扬弃和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平等、自由和公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原本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东西方的历史性分野。在欧洲,伴随社会阶级矛盾的相对缓和,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占据上风;在东方,地跨亚欧两洲的沙俄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在科学阐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暴力革命率先在东方落后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

至此,社会主义实现了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也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扩展与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丰富。在西方世界,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强调对剥削、专制和不平等的反抗以及对平等、自由和公正的向往;在东方社会,社会主义更多与解决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反帝反殖问题相关联,与现代化问题相关联。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方案被正式引进中国。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问题。

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使命已经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代中国人面对不同的问题和任务,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这些成果之间的“起承转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即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作为一种运动实践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然后由政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最后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相应地,社会主义运动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次浪潮。

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1.0”阶段,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和全球扩张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由其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开展阶级斗争。

其间,建立了三个国际组织,经历了三次小高潮:第一次是1847年,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者同盟”成立并发表党纲《宣言》,随之而来的是欧洲1848年革命;第二次是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以及在其存续期间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第三次是一大批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以及作为它们之间联合组织的“第二国际”成立。

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2.0”阶段,主要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围绕如何夺取政权以及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形成了两条线:一条线是,一战后原“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中合流,二战后这些政党于1951年组建社会际;另一条线是,十月革命开辟革命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率先取得成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更名为,而且于1919年倡导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影响下,欧美各国社会党中的纷纷独立出来成立。二战后,欧亚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自此,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伟大飞跃。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团结、合作,也有分歧、矛盾甚至对抗。

第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3.0”阶段,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针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与实践,使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考验,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有识之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主义第一个现实制度形态的苏联模式,在建立之初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使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使其战后迅速得到恢复,成为唯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这种制度模式的优越性,甚至还吸引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爬行社会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之所以采取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措施,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党执政期间之所以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模式具有严重弊病:一是急于求成。为了追求速度,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二是超越阶段,在所有制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以及“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三是把手段当目标,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体制、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四是权力过于集中,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

这些弊病对苏联的长期发展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普遍且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苏联模式并没有真正破解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难题,也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问题,最终在两制竞争中败下阵来。

为了摆脱困境,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重建和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实现了融入全球化、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

由思想到运动再到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逻辑。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建成后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与实践经验而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更何况,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迄今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又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针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苏联模式,诺维奇率先发起改革的是南斯拉夫铁托。在南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对抗后,他结合南斯拉夫的具体国情,创立了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其后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并在赋予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方面做了一些修修补补。

但是,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走得通。尤其是后者,不仅未能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走向了固化。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积重难返,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走向失败。

这也就是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人的肩上,真正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新也正是从1978年起由中国率先起步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开放,但是与苏联东欧从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对抗到完全西化变质、从固守传统模式到完全抛弃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试点到全面推广、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

本质上,中国的改革既不是修补性改良,也不是轻易抛弃革命遗产、将改革矛头指向基本国家制度进行颠覆性转轨的。它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其中,对内改革并建立市场体制,对外开放并拥抱世界市场,为中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找到了一条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道路,也为破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系难题找到了基本现实路径。

当前,在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总之,作为社会主义由理论到运动到制度再到革新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参照、制度依托和力量源泉。基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脉络,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与使命担当,才能把握其在战略和体制上的创造性、独特性和优越性,才能把握其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成长性。(轩传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

中共中央纪委印发 《关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2020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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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三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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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轨的完成,未来人们将面临一个产权明晰的常规市场经济。由于持有链条延长,“矫正”难度加大,/正义的重要性将会凸显。然而如果当初缺乏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矫正的正义之约束,一旦“不准知之幕”被捅破,持有的正义性受到怀疑,无知之幕下的分配正义将更难运作:转轨中没有“诺齐克”,转轨后就难有“罗尔斯”!

2002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以81岁高龄去世。算起来他是去年辞世的第三位西方重量级思想家。去年年初诺齐克与布迪厄这两位一“右”一“左”的大师在大西洋两岸同一天先后故去时,就想写一篇比较他二人的文章,结果因事而有始无终。如今诺齐克与之论战的主要对手罗尔斯也与他们相聚天国了。当他们在那里俯瞰尘寰时,对以往的争论不知有何感想?( 燕南,

应该说,三人中布迪厄最“左”,但看看1970年代他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的“左”和我们这里的“左”其实大不一样。在当年面对“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站在一条线年面对“布拉格之秋”时,诺齐克与布迪厄的立场便势同冰炭了。然而,没有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能有后来的“布拉格之秋”吗?要知道在2000年9月的布拉格街头“反全球化”示威中最活跃的捷克托派,在“布拉格之春”前的体制下曾被称为“托匪”,那时他们连活下来的权利都没有,遑论示威了!( 燕南,

“布拉格之秋”是欧洲后冷战时代“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波。布迪厄则是这个运动的教父之一,也是用“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抨击“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之一。而罗尔斯在美国长期以来却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理论家。当然,此“新自”非彼“新自”,在当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是指罗斯福新政以来强调社会福利、保护弱者的自由主义,以区别于罗斯福以前主张充分自由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换言之,那时的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而世纪末布迪厄抨击的新自由主义却是“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罗尔斯的论战对手诺齐克才是这个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 燕南,

但无论此“新自”还是彼“新自”都是自由主义,正如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一种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一样。西方历史上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国家统制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魁奈、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放任论者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在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他们也要比柯尔贝、李斯特式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得多。19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保守派政客和贵族代言人,不仅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而且从自由主义之右翼如伯克到社会主义之左翼如马克思都厌恶这种反民主的“封建社会主义”或“托利党社会主义”。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自由民主而不搞什么社会福利的美国要比不那么民主的“福利国家”德国强得多,因此把争取“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作为纲领。( 燕南,

后来国家干预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张,那本是以宪政民主政体的完善为前提的,这就是20世纪初德国社会的格尔利茨纲领与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社会主义”。而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则是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干预的典型。罗斯福所在的,19世纪时长期以反对贸易保护、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权力而出名,那时它比其对手更倾向于“自由放任”。而到罗斯福以后这一切倒了过来:-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凯恩斯式的国家调节政策相联系了。不言而喻,它同样以民主国家为前提。我们可以把布迪厄与罗尔斯分别视为这两种反对自由放任的思潮之代表。尽管学理上的罗尔斯思想不完全等于政治上的罗斯福新政,而布迪厄更是既非社会党人亦非所谓“新马”的“另类”,他在阿尔及利亚以文化研究出道,后来也从知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进入,主要以文化多元主义反对市场价值观的文化霸权的立场来展开他的社会批判。但是从他当年积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可知,他也决不是除了“新自由主义”什么都可以接受的。( 燕南,

而与这两者相对的,则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与罗斯福的“新自”相比常被贬称为保守主义,在欧洲与福利国家传统相比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在冷战后以世界性的私有化与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理论支柱而风靡各国,形成强大浪潮,但同时也受到西方知识界社会批判传统的指斥。诺齐克就是这种古典自由立场的代表。尽管正如罗尔斯不等于罗斯福,诺齐克也不等于里根、撒切尔,他从早年经历中继承的伦理自由主张更与保守主义相扌干格,但诺齐克的政治哲学的确为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伦理论证,对福利国家则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燕南,

但是,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转向国家干预都以民主国家为前提一样,诺齐克首先也是政治自由、宪政民主的拥护者。在这个前提尚未具备以前,既不会有罗尔斯,更不会有布迪厄,当然也就谈不上他们三者的争论。几年前笔者强调中国需要“诺齐克正义”,有朋友说你为什么忽视影响更大的罗尔斯?我说罗尔斯不会比马克思更左吧,我还常常称引马克思呢。如果你面临的一种状态使诺齐克与马克思都可能站到一起(另一方面,希特勒与斯大林也可能站到一起),那罗尔斯与诺齐克、罗尔斯与布迪厄、乃至布迪厄与诺齐克的差异还有那么重要吗?( 燕南,

当今西方已经没有这样一种状态,但不等于西方以前没有,更不等于西方以外没有。如前所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那么西方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当年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两种传统分别可以上溯于早先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后来则是德国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学派。而那时的如马克思们宁可自认为是上述“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某种继承人,也不会承认是上述“国家干预”经济学的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在西方历史上,是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国家主义者——那时“国家主义”被公认为是,即俾斯麦式的主张。我们知道,现代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是指:国家应该对人民多承担责任,如提供福利等等,但这并非主张无限制扩大国家权力。而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正是后者,他们反复论证的就是国家权力过大会威胁公民自由,因此主张严格限制国家权力,但他们通常不会论证国家应该不负责任。( 燕南,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两者会发生对立呢?或者说,在什么前提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是有意义的呢?这个前提就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国家权力来自公民们的授予,为的是对公民们承担责任。公民希望国家承担多少责任就相应地赋予国家多少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的权力大,其责任也大;国家的权力小,其责任也小。于是,要求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者就产生了矛盾。( 燕南,

但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如果国家并非建基于社会契约的原则上,那么,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之间就不存在对应关系,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国家的权力很大,而责任却很小,正如秦始皇有焚书坑儒之权,却不会负“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之责,可谓既无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诉求,和要求缩小、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诉求,又有何矛盾可言?而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扩大国家的责任,即追求治权民授、对民负责的现代民主国家,就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底线。( 燕南,

20世纪的欧美已经奠定了这个底线。在此之上便有了“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有了现代“左右”之争,有了“”诺齐克、“”罗尔斯和比罗尔斯更左的布迪厄,有了他们之间绵延不绝的论战。如今他们俱往矣。在苍穹之上俯视人间,他们会看到在那没有这种底线的地方,许多人也在学着他们的言词争执不休。罗尔斯皱皱眉头嘟囔着:“我可不是俾斯麦。”布迪厄愤愤然:“我更不是秦始皇。”而诺齐克更是痛心疾首:“我的‘矫正正义’正是专门要收拾那些为富不仁者的,怎么那里出了贪官污吏却说是我的错!”( 燕南,

如果说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是现代左、的共同底线,那么同属于自由主义的罗尔斯与诺齐克,共同的基础就更大一些。( 燕南,

美国自由主义转向扩大国家的责任始于罗斯福。诺维奇但罗斯福新政主要是以经济学理由实行国家的投资干预。而以伦理理由实行国家的分配干预在当时仍然是一种社会民主主张。直到罗尔斯,才建立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分配干预理论。( 燕南,

罗尔斯把传统自由主义价值即个人基本自由、政治自由、宪政民主与程序正义列为“第一正义原则”,而把在机会均等原则下尽量照顾“最少受益者”的分配正义主张列为“第二正义原则”。从这两个正义原则的序列看,罗尔斯是明确地肯定个人自由优先于分配正义的。这一“优先”在他的理论与“到奴役之路”之间划清了界限,因此罗尔斯的公正观仍是自由主义的。人们可以质疑他在个人自由优先的条件下“正义的分配”如何可能,批评他有乌托邦色彩,正如人们也可以质疑诺齐克“矫正的正义”在传统私有制下如何可行并指出其乌托邦色彩一样。但这两种学说中的乌托邦成分都属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而决非那种可能“通往奴役”的乌托邦。两者的区别是自由与自由之别,而非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别,更非自由与极权之别。简而言之,罗尔斯的公正观是: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即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结果不平等。而诺齐克则认为:自由即公正,过程公正即结果公正,因此限制结果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自由与过程公正是两者的共同底线。( 燕南,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罗尔斯的自由优先已经包含了过程公正优先,这与如今有些人理解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往往把“公平”理解为过程公正,而公正之只能“兼顾”不能优先,使得所谓“效率优先”被解释为: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可以认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显然,无论罗尔斯还是诺齐克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主张。但是罗尔斯的观点也不能被解释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因为公平竞争与效率并无矛盾,根本不存在“优先”还是“兼顾”的问题。在西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历来是指正当的自由竞争(它被认为是效率之源)与输者赢者之间的结果不平等这两者的矛盾。显然罗尔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分配正义的,他反对“赢家通吃”,主张承认公正的赢家,但也适当照顾输家,特别是在由于某种先天禀赋不足、虽然尽了努力仍成为输家时。照顾尽了力的输家并不是罗尔斯独有的思想,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把它看成慈善,而是看成一种权利。( 燕南,

罗尔斯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一样从不混淆道德与权利,他强调“正当(right)”不同于“善(good)”,而且“正当”优先于“善”,在罗尔斯大力弘扬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这种“正当对于善的优先(priorityofright)”是一个“基本特征”。所谓正当优先于善,实即权利优先于道德。这意味着那种以追求“道德理想”为理由任意侵犯他人正当(但也许谈不上高尚)权利的做法是不正义的。罗尔斯还确认:个人权利也不能以集体功利为理由被剥夺。“根据正义,每个人都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便为了社会全体的福祉,也不能无视这些权利。在合乎正义的社会中受到保障的各种权利,不能被置于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的计算之下。”这些观点无疑也是诺齐克同意的。( 燕南,

其实不难发现,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歧与他们的理论预设不同直接相关。罗尔斯提出“分配正义”作为自由主义伦理的一个原则,是基于所谓“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的双重假设。所谓“无知之幕”,是指人们对自己与社会目前所处的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前因后果全然不知或者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持有关于正义的信念并要求一种公正的规则。而所谓“相互冷淡”,则是一种既非性恶亦非性善的人性预期,即一个人对他人既无特殊的爱亦无特殊的恨,因此既无损人利己之心亦无助人为乐之念,只是各自在不谋害别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尽可能大的利益。当然,这些预设与经济学上所谓的“经济人”预设一样只是一种设问的逻辑前提,并不是事实判断。现实生活中既有强盗也有慈善家,但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安排只能是“先小人后君子”地从人们会理性自利出发,设想应当让他们在彼此尊重对方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交换以获得各自的利益,既不允许抢劫,也不能强求奉献———这与尊敬、褒奖志愿奉献根本不矛盾。同样,“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也是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时的一个低调预设。现实中人们对自己与社会目前所处的状态及其前因后果也许并非无所认知,但这些认知通常是多元的,不同的认知之间会引起争议,罗尔斯认为一种普适的正义必须不受这种争议的影响,所谓“无知”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是说无论你怎样认知,这种正义都能成立。显然这种正义必然是低调的,它不可能意味着尽善尽美的“人类大同”。但同时它又是有原则的,并非所有的“自生自发”状态都能经得住它的审判———这是罗尔斯不同于哈耶克那样由演进论推出自由放任论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之处。( 燕南,

而诺齐克则是从“持有正义的完整链条”的预设来展开立论的。这个链条由三个命题构成,即一、“获得的正义”:最初财产的获得必须来源清白,不得来自强权掠取或诈骗。这里讲的“最初财产”是指可以追溯到的初始状态,并不以一代人为限。一个强盗如果把他的抢劫所得通过合法的继承手续传给了儿子,那么即便儿子本人完全清白,也不能说他拥有这些财产是合乎公正的。二、“转让的正义”:财产持有过程中的每一次转让与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没有强权或欺诈介入。三、“矫正的正义”:持有的正义必须是可以追溯的完整链条,只要其中一环是不正义的,则此后即使每次交易都合乎公正,其结果也不正义。而对于不正义的结果,应该根据“正义的历史原则”予以矫正。依据这三个命题,诺齐克挑战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诺齐克看来,如果一个所有者最初财产的来源是清白的,其后的每次财产增值又都是来自公正的自由交易而无任何欺诈与强取,则他最终哪怕是富可敌国,也是公正的持有,不应受到指责。他如果自愿进行公益-慈善投入,当然应当称赞。但社会或国家没有理由以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来取富益贫。( 燕南,

在我看来,如果问题的背景是像美国这样的传统市场经济国家,那么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的设定应当较为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或更久的私有制社会来说,要对现存的持有状态考查其正义的历史链条是否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依据这种考查来实行“矫正正义”更是难以操作。所以连诺齐克自己也不否认,他建构的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那么与其在持有链条的正义性问题上陷入无解的争论,不如像罗尔斯假定的:大家实际上对此无所认知,但知道我们现在要实践正义就行了。另一方面,对于已有的私有制而言“相互冷淡”的假设无论是否合乎实际,它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你的就是你的,我的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既不害人也不助人的生存方式即便不值得倡导,至少还是可以接受的。( 燕南,

但问题的背景如果是转轨中国家,情形就大有不同。首先,那里的私有财产体制正在形成中,并非祖产久远,不知所自,很难假设这“正在进行时”的产权初始配置对于利益攸关的人们会构成什么无知之幕(恐怕这里只能假设“不准知之幕”吧)。同时公共财富的“产权明晰化”过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或负外部性:本来是大家的东西,你多拿了,我的就少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在这里没有诺齐克主张的“获得正义”原则,那事实上就会形成“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一种抢劫状态,这与罗尔斯关于“相互冷淡”的假设是完全相反的。从逻辑上讲,只有先打破“不准知之幕”,公正、公开地完成了产权明晰化,在一个具有起码公信力的持有状态下人们才会不在乎是谁、依据什么而拥有某物,即满足于对当前的持有“不知所自”,从而建构起“无知之幕”。只有在“获得正义”的前提下确定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人们才会至少可以“相互冷淡”(或如罗尔斯不作预设但当然乐见的:相互友爱),而不至于相互敌视。( 燕南,

显然,在这样的问题情景下,诺齐克的正义观最具有底线性质,如果“诺齐克正义”尚且不能持守,又何论乎罗尔斯?惹不起过程不公正的权势者,只要求过程公正的清白富人服从“分配正义”,未免有欺软怕硬之嫌。而“第一正义原则”都维护不了,又谈何“第二正义原则”?前面说过诺齐克、罗尔斯都有点乌托邦成分,但在传统私有制下诺齐克更显得乌托邦一些(在那里“矫正的正义”难以实现,倒是罗尔斯的二次分配论更易实行),而在转轨国家,更乌托邦的就是罗尔斯了——没有“自由优先”,哪里谈得上“兼顾平等”呢?诺齐克的理论可以说是十分彻底的:清白的财产再多也不限,但只要追查十八代祖宗哪怕一代有不义之财,“矫正正义”的悬剑就会落下。在传统私有制下这样彻底的理论会导致乌托邦,但在转轨经济中既然产权是初始界定,获得的正义就是起码的要求,矫正的正义也不能说不可行。讲句大实话,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主要是针对“权家通赢”,针对最初财产来源不清白、此后的增值又是利用强权的人。诺齐克理论正是也只是冲着这而来的,而罗尔斯理论有一半是对着那些最初的获得清白、此后的增值又只依*公正交易的人。这在当代美国是当务之急,在一个处于原始积累的社会恐怕就不是问题的核心了。( 燕南,

事实上,过程公正与结果平等的冲突(亦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后才成为真问题。以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为例,他们在“第一正义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正义原则”上有分歧。然而,设若他们面对的是最初财产来源不清白、此后的增值又是利用强权的人,罗尔斯与诺齐克还会有不同的态度吗?( 燕南,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轨的完成,人们将面临一个产权明晰的常规市场经济。由于持有链条延长,“矫正”难度加大。然而如果当初缺乏诺齐克正义的约束,一旦“不准知之幕”被捅破,持有的正义性将变得十分可疑。这时是冒着社会失序的风险强行“矫正”——这意味着一场革命,还是放弃一切正义原则承认任何既成事实——这不仅有良心的障碍,而且在民主制下能否为公众接受也是问题——就成为严重的两难。这时候可行的选择也许还是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的假设下实行一定程度的分配正义,以求得兼顾社会的稳定与公理的伸张。但是此前的转轨中诺齐克正义越少,此后的罗尔斯正义也就越难落实:毕竟那时社会是否愿意放弃“矫正”,并不都是可以事先预期的。( 燕南,

由此看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罗尔斯与诺齐克对立起来呢?如今这两个争论半生的正义论者都去了,能否坚持正义,还得看我们自己啊。( 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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