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Robert Noz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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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季至1994年秋,我到哈佛访学,选听了罗尔斯教授的“政治哲学”一课和诺齐克教授的“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及他为研究生开设的人权问题的SEMINAR。

我和诺齐克教授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他开课后第三周的“办公时间”(OFFICE HOUR)进行的。在我向他报告我对他有关权力资格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的理解之后,他告诉我,有两点是正确无疑的:第一,他的确秉承了洛克到哈耶克一路的自由主义传统,即坚决维护个体自由权利、尽力限制国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干预,并坚信这是不可退却的自由主义原则立场。第二,他与罗尔斯教授的论争既具有“家族内部”之争的性质,也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分歧,至少在20世纪70、80年代是如此。但他不同意我把他和早期的卢梭扯在一起,甚至表现出对这位法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的某种厌恶。他也不赞赏我把他与罗尔斯教授互比互论的做法,并反复告诉我,他与罗尔斯的分歧并没有我(以及学界许多人)所想像的那么大。他反对的只是后者对国家制度正义安排的过分偏重,但绝不反对后者关于正义之基本原则的阐释,如,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正义“第一原则”。

他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的动机和经过。1970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旋即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轰动性影响。诺齐克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跨入被誉为“美国本土哲学之摇篮”的哈佛哲学系,敏锐地感受到了某种学术挑战的契机。他放下了手头已近脱稿的大部头哲学专著《哲学解释》的写作,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迅速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年轻的他向罗尔斯叫板:凭什么理由给予国家以如此大的限制个人权利的权力?这种国家的合法性只能由她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来证明,那么,罗尔斯意义上的国家究竟是一种正义合法的国家,还是一种正义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现代民主国家的生存,难道超“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的乌托邦国家就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这一系列的疑问均来自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理想与诺齐克的最充分个人权利与“最小国家”的社会道德理想的之间巨大反差和冲突。

诺齐克没有因为自己的年轻和初来乍到而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尽管罗尔斯既是他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学长和老师,又是他哈佛哲学系的长辈同事,并且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颠峰状态。他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是最早向罗尔斯发起挑战的代表性著述,而且和《正义论》一样,都获得了美国“卡巴图书奖”(这是美国哲学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之一),只是时间上晚了四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年仅36岁的诺齐克不仅成为哈佛的终身讲座教授,而且成为哈佛哲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随后,他又主持了《哈佛哲学评论》杂志,接连出版了《哲学解释》(1981)、《合理性的本性》(1993)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哲学著作,很快便跻身于当代一流哲学家的行列。

诺齐克自身具有他同时代人少有的趁“机”化“缘”的天资。他思想敏锐而洒脱,在他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个提问,都会成为打开他思想喷泉的闸门。我清楚地记得,在他主持的有关人权问题的seminar上,一位学生对J·J·汤普森《权利的领域》提出其“领域”限定的疑问时,诺齐克竟然就人的权利如何不能人为地给予限定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不断博得学生们的啧啧称赞,以至课后学生们还围着他喋喋不休。

诺齐克还有着不易为人们注意的一面:他执着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自由辩论风格,却从不失对他人和对手的尊重。我亲眼见到他抢着为罗尔斯教授抱书、搀扶罗尔斯上楼的情景。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者的品格和姿态!

“哈佛哲学”的奠基者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真正的哈佛是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的福地。诺齐克以自己的哲学方式追循着这位前辈的足迹,以自由思想家的姿态自由而洒脱地走在思想自由的时代前沿。诺维奇前年晚秋时节,我曾经重返哈佛作短暂停留,本想登门拜访他和罗尔斯先生的,不期这两位昔日的访学导师都住进了医院。哈佛哲学系的秘书告诉我,诺齐克教授的肠胃病已经发生癌变,想不到今年的严冬季节他就匆匆地走了。对于一位充满思想活力和哲学创造力的智者来说,63岁的年龄无论如何都不该成为生命与思想的终止符号啊!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天国继续他关于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话题?以及他关于人权和自由的思想争论呢?苍天在上,斯人可鉴!呜呼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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